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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亦载舟,亦可覆舟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成败
作者:伍玉林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日期时间:2013-9-4 10:41:47 点击:

 

 “民亦载舟,亦能覆舟。”群众观问题事关执政党的成败兴亡。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成败对我们警示和告诫就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而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权谋私、与民争利,最容易失去民心的是腐败堕落,以至产生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不从根本上解决执政为民的问题,不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会危及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影响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就会影响人心向背,就有自我毁灭、人亡政息的危险。正如习近平指出:群众工作的本质是密切党群关系,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得失民心”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与解体的主要原因
        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有这么两个鲜明对比的事例:一个是,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另一个是,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前一个例子,革命的成功,是因为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因为这时的苏联党提出了代表人民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实现的工业化。
       后一个例子,改革的失败,是因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斯大林及其后来的苏共领导人虽然正确论述过党群关系,但在实践中党却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大大偏重于军事。20世纪 70年代,苏共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国内经济一片萧条。再加上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了经济的停滞和落后,苏联人民对苏共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第二,苏共的政治体制不再适应时代要求。当时,苏共缺乏党内民主,长期以党代政,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个人集权制使苏共及其干部形成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职务终身制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干部任命制导致相当多的干部使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形成了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这三制害惨了苏共。它使苏共领导人以言立法,以言废法,以人制代替法制,最终苏共脱离了人民,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第三,苏共官员贪污腐化严重。在“8·19”事件之前,苏共各级党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官僚特权阶层、腐败分子所控制。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许多地方已经荡然无存。,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他们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利用高通货膨胀率,通过获得和挪用巨额贷款谋利,甚至靠扣压、推迟发放工人工资经商;通过办银行假破产侵吞客户资金……俄罗斯新闻媒介直言不讳地指出,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前苏联〕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苏共领导人不许人民对政策有任何看法,置人民的呼声于不顾。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却不见效果,这显然会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的更加不信任。这不仅表现在苏共长期奉行脱离实际、忽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上,而且表现在斯大林当政后,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苏联剧变期间,有学者曾就“苏共代表谁”搞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从苏联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权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些党内的蛀虫,先是借“改革”之名摧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然后在国家解体后名正言顺地成了暴发户。对苏共这样一个当时已失去民意、脱离群众的政党,你在不在台上与群众不相干,老百姓已不关心你这个政党的死活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落地时莫斯科那样的平静,政权的交替是那样顺利。也就是说,苏共在解体前已经不代表,也代表不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了。
  苏联解体,无疑是国际共运的重大挫折,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共产党人的深沉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剧变?尤其是拥有15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具有70多年的执政经验、掌握了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的苏共为什么会一朝崩溃、苏联会一朝瓦解?人们从不同角度得出了种种答案:或认为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停滞和落后,因而亡党;或认为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因而亡党;或认为是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等等。但有一点人们谈得比较少——这就是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美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归集到一句话,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可以总结出若干条,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自己搞垮了自己,苏共党内思想僵化,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背离广大人民的意愿。结果是没有外来势力的一枪一弹,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红旗落地。
        二、“民为本”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的法宝
与苏联解体相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赢得了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国占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中国党的领导人正是认识了这一点,重视农民的利益,从而赢得了革命和建设的成功。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打赢了这场农民战争,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他又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的具体国情,以短短三年的时间,创造性地胜利完成了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新中国,主要因素就是始终与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并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正是本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执政为民的精神,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新近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状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虽然他的这一思想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没有实行,但却为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毛泽东是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巩固了胜利成果;那么,中国改革的成功,经济的发展则也是因为邓小平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继承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广大的基层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选择农业做突破口,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另一方面,农民站了全国80%以上的人口。农村又是全国,全社会稳定的基石。解决了农民问题,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但稳住农村这个大头,而且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之后,我党的各届领导者都对“民亦载舟,亦可覆舟”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践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核心是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支持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自己的指导思想作出的及时和必要的调整。胡锦涛的“执政为民”思想、以及习近平指出:群众工作的本质是密切党群关系,核心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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