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领导力建设是党建新使命
作者:周作宇 来源:中国教育报 日期时间:2017-5-8 8:04:15

国际领导力建设是党建新使命
 
周作宇

    观点提示  

    我国对外关系新理想主义的确立,标志着大国关系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不再是大国博弈的中介性平衡码,而是国际事务合作中现实或潜在的领导力量。

    打造基于道义和原则的国际领导力,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新使命,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新使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这样的目标实现之可能,需要扎根于中国实践。中国实践是世界实践的组成部分,将中国实践放在更为宏大的国际格局中审视和推进,是战略发展所需,也是国际关系千丝万缕的一种必然要求。与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等比较起来,国际政治关系具有统领性作用,尤其是大国关系地位突出。各国政体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开展国际活动的思维方式、动力结构、运行机制和活动形式千差万别,理性的大国关系之构建需要审清形势,需要新思维,需要互鉴互学。建设国际领导力是我国国际发展的新任务,也是我们党建设的新使命。

    世界大国关系进入新阶段

    20世纪上半叶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世界秩序处于阶段性战争冲突状态。战争成就了代表西方世界的美国的领导地位,也成就了代表非西方的苏联的世界地位,后半叶以冷战和后冷战为基调。战后重建过程中,世界殖民主义式微,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多极化初现端倪。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取得主导性的话语权,而新兴大国积蓄力量,顺势而为,实现群体性崛起,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世界大国关系进入新阶段。

    世界大国关系是历史的产物。不同历史阶段国际秩序的状况受许多力量的影响,尤其受大国发展状态的影响。在世界版图中,二战之后,我国经历冷战前期、冷战中后期和后冷战时期三个阶段,一方面受国际秩序影响,另一方面也影响国际秩序,形成局部和整体之间的互动参与格局。先后实现了主权解放、思想解放和身份解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标志着主权的解放,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形成,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地位得到确立,在国际政治舞台开展主权和阵营的“划界工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社会进入思想大解放时期。伴随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科技教育迎来春天。三十多年跨越式发展能量释放的闸口打开,经济地位逐步上升,国际贸易、教育开放和科技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经济增长,也支持了国际地位的建立。在大国交往中拓展空间,推动越界的互惠合作。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四个全面”战略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凝练,国际舞台新姿跃起。在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主张建设命运共同体,展现了更大的主动性和领导力。

    从善愚守拙的形象设计,到积极作为的行动路线,从韬光养晦的自我保护,到分享国际责任的“身份解放”,实现了国际关系定位的第三次飞跃。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国际政治实践旨在“通过解放全人类而解放自己”,是基于信仰的理想主义,第二阶段是基于经济建设的现实主义的话,第三阶段的国际意识形态则是基于信仰和经济双重基础的新理想主义。我国对外关系新理想主义之确立,标志着大国关系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不再是大国博弈的中介性平衡码,而是奋发有为的积极建设者和国际事务合作中现实或潜在的领导力量。

    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需要新思维

    大国之间、大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和相互作用,是大国关系建构的基本运动过程。大国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互动的密度、广度和深度,进而最终影响大国之间的关系形态。关系性、开放性、战略性和务实性,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系统性思维品质要求。

    关系思维与实体性思维相对,也和单边思维或单极思维相对应,要求国家走出单向思维的陷阱,将自身位置放在世界版图的整体大图中关照,多向而不是单向地审视并把握自身的选择方向,正确把握整体与局部、综合与分析之间的关系。开放性思维与封闭性思维相对,要求对外部世界敞开,对各种可能性敞开,对持续的创新活力敞开。战略性思维与战术性思维相对,要求始终将未来引入决策系统,站在全局和长时段立场分析问题,凝练共识,形成坚决的统一意志。务实性思维与抽象概念思维相对应,要求充分认识到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现实性,从竞争与合作、进攻与防守、沉默与发声等辩证关系中,做出符合命运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务实思维不是不要理想,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在理念和原则支撑下,基于现实条件和未来可能而进行信息加工的思维活动。

    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我国虽然和俄罗斯有金砖和双边性的互动,但从民间外交的角度看,互动深度、广度和密度都不够。中美和中俄都已建立人文交流机制,这对增进双边互信和理解,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更广泛的互动面观察,民间对美的关注和研究密度大得多,而从为我所用的角度看,互动质量还须提高,着眼点有待调整。在东亚、东盟、南亚、中亚、中东、中东欧、非洲、拉美这些地区,美俄角力已久,日韩等国也在加码,势力范围若隐若现,并在动态变化。从地缘政治上看,前四个地区和我国互渗甚密,纠结有加,需要加大开放力度,在战略定位关照下做好精细的务实操作。从思维盲点观察,需要切实解决“关注缺失”问题,防止唯我主义,克服从单边出发推导关系,而不是基于双边深度理解而建构关系。精准的信息和管用的知识是建构大国关系过程中系统加工的思维能源,也是思维创新的前提性条件。

    党的建设有了新使命

    经过主权、思想和身份三次解放后,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突出,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增强,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也承受国际社会更多的角色与责任期待。要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新型的大国形象。建设领袖大国、价值大国、思想大国、责任大国和风范大国,打造基于道义和原则的国际领导力,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新使命,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新使命。

    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离不开大国领袖的领导作用,也需要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价值领导和思想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贡献了三个世界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构想等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与第一世界论道、同第二世界切磋、为第三世界代言,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倡导维系命运共同体和谐发展的世界价值。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在国际社会展现了大国的领袖气质。在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凝练、深入阐释代表人类前途命运的价值观,为世界贡献智慧,是时代呼唤。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社会共同问题的过程中,贡献中国解决方案,担当国际责任,为大国角色和身份所需。大国风范因领袖而在国际舞台展现,也需要所有国民在国内国外加以体现。养成大国气质、提高大国素养、展示大国举止、呈现大国谈吐,是所有中国公民的义务,更是我们党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共产国际经历了曲折变化。冷战期间以美国麦卡锡主义为代表,西方阵营对共产党的妖魔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冷战中后期在以现实主义支撑的国际秩序中,共产党的身份意象在外交活动中处于彼此默契的特殊阶段。后冷战时期虽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的巨大成就,彰显了在全国的领导力量。与此呼应,共产党的身份意象也发生国际转换。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共产党的身份不需要看别人脸色,以这样那样西方社会所能接受的身份加以掩护了。中国变了,中国在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变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变了。相应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也有了新的变化,党的建设更是有了新的使命,国际领导力建设成为党建的重要使命。

    共产党的国际领导力建设直接影响到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意义重大。建设国际领导力,需要将党的建设纳入国际坐标,以国家领导力为基础,以国际秩序为“棋局”,以国际规则为“棋谱”。建设国际领导力,要维护和平国际秩序并且推动改变不适宜的国际秩序;要遵循合理国际规则并且推动创制新的更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国际规则;要更加开放包容并且合理防止损坏主权国家利益的单方或集团行动;要营造良性互动、共荣共生的国际舆论环境并且牢牢把握话语权,与妖魔化主权国家和政党的舆论和声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相关的一切能力建设,成为党的国际领导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世界乱象纷呈、发展方向迷茫和发展动力缺失的背景下,党的对外工作将为世界提供政治引领。

    (作者周作宇 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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